最使康德担心的还是费希特。因为他是一个最有才华的学生，又是一个最狂热的人。他既不征求康德的意见，又不向他提问题，既不与他谈心，又不要他的称赞。他是一位为真理而献身的人，在他感觉到自己有一种用语言的力量改善人们道德的天职时，他就不容反驳地说出一切事物的真理。一个和费希特同时代的人曾经说过：“与费希特争辩是危险的。他是一头无法制服的野兽，他不能容忍任何反抗，把一切反对他荒谬行为的人都看成是他个人的敌人。我确信，如果是处在伊斯兰教时代，他就会扮演穆罕默德的角色，如果他的讲台是国王的宝座，他就会用剑和监狱来传播自己的学说。”如果是在法国，也许他会成为国民议会的领袖，但他却生在德国，所以命运注定了他成为一位大学教授。
 费希特走着自己的路。他不爱与听众交往，辉煌的成就与可悲的失败在他身上交织在一起。他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。他把康德关于意识的能动性的思想推向极端，达到了荒谬的地步。在他看来，万物的始原是活动本身，是某种绝对的、普遍的“自我”。他的公式就是自我建立自身，自我设定非我，然后是自 我与非我的统一。费希特对康德的自在之物进行了猛烈的攻击，以消灭自在之物为己任，并要彻底根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 义倾向。不过，费希特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。因为在他那里，“自我”就是指“我们”，他使个人完全服从于整体、社会和国家的 利益。他依据自己的方式对康德关于法律社会制度的思想作了 改变：国家应该通过规定个人行为来领导国民经济。他受法国 革命的吸引，曾想迁居法国，做一个法国人。在对法国革命失望之后，他又动员德国人民进行反对拿破仑的斗争，宣扬德国人优于其他民族。